纽约时报｜马修·巴尼重回赛场
▲ 马修·巴尼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文化中的暴力无处不见。我认为我与这一传统的关系建立在我亲身体验的 [美式足球] 球场经历。”摄影：Camila Falquez
马修·巴尼重回赛场
《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
马修·巴尼以无所不用其极的“悬丝”系列（The Cremaster Cycle）闻名，在他的新录像装置作品中，艺术家重回他儿时的美式足球赛场
撰文／悉达多·米特（Siddhartha Mitter）
2023.5.14
四十五年前，球场上的一击振动了整个美式足球界。人们的关注度突然涌来，又很快褪去，寻找新的话题。但是达里尔·斯廷利（Darryl Stingley）却只能在原地止步，这位新英格兰爱国者队的外接手遭遇了奥克兰突袭者队杰克·塔图姆（Jack Tatum）的拦截，此举造成斯廷利四肢瘫痪。而人称“刺客”的防守队员塔图姆从未为此道歉，声名狼藉。
那年，11岁的马修·巴尼住在爱达荷州，他对于这场事故的记忆来自电视里重复播放的慢镜头回放。他当时刚开始认真地投入这项运动，虽然塔图姆和斯廷利的冲撞事件令人震惊，却并没有阻止他。巴尼回忆道，暴力正是美式足球训练中灌输的元素。暴力本身也令人上瘾。
“美式足球训练为我打开了那扇门，它让我感受迎头一击的滋味和给全身造成的感受，”巴尼在今年三月的一次采访中说道，当时他正在开展《后卫》(Secondary）的剪辑工作，这部五频道的全新录像装置以那场发生在1978年的事件作为起点。为了拍摄，他与其他男运动员互相演练，按指令高速冲撞，而他自己则享受其中。他说，“结束离场的时候眼冒金星。”
▲ 马修·巴尼《后卫》Secondary，2023。摄影：Julieta Cervantes
巴尼成长为一所精英高中的校队四分卫，但是他在耶鲁大学求学期间改变了自己的轨迹，并在1989年开始涉足纽约艺术世界，并几乎当即就取得了成功。肢体的强迫在他的作品中分明可见，例如，在“绘画抑制”（Drawing Restraint）中，他把自己束缚起来沿着展厅的墙体和天花板上移动，试图以此在墙面上作画。
▲ 马修·巴尼“绘画抑制”（Drawing Restraint 5，1989）纪录影像静帧。摄影：Michael Rees
在巴尼1991-92年期间创作的“吉姆·奥托”系列（Jim Otto Suite）中，美式足球便是一个诱因。在这件早期作品中，巴尼确立了他结合表演、录像和雕塑的独特风格。作品的灵感来自奥托本人，他是突袭者队的球员，由于屡次受伤的缘故，他的身体被装配上了各种假肢材料。奥托的故事导致了适应性和破坏性的坍塌，也在艺术上打开了表演和雕塑的视野。
▲ 马修·巴尼“吉姆·奥托”系列中的作品于1991年展出于纽约格莱斯顿画廊
但是后来，美式足球这项运动本身在巴尼的诸多作品中隐而不见，它淹没在无数其他主题中——性别差异、重生、汽车、下水道和排泄物，凡此种种——也淹没在如《悬丝》和《重生之河》（River of Fundament）等鸿篇巨制的影片项目中。［曼哈顿的都市图画（Metrograph）电影院展览同期献映“悬丝”系列电影。］
巴尼的《后卫》持续展出至2023年6月25日，在这一项目中，艺术家想要为他儿时不曾解决的问题做一个了结。他从身体和智力成熟的角度凝视这项运动——也凝视这个国家，因为美式足球正是美国的体现，它们或许改变了，也或许未曾改变。现年56岁的巴尼审视着他自己，也审视着这不安的国家。
▲ 马修·巴尼《后卫》Secondary，2023。摄影：Jon O'Sullivan 和 Julieta Cervantes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文化中的暴力无处不见，”他说。“我认为我与这一传统的关系建立在我亲身体验的球场经历。我想创作一件作品，通过不止一种角度来看待它。”
——马修·巴尼
▲ 马修·巴尼在《后卫》中扮演巴尼本人扮演的突袭者队四分卫肯·斯塔布勒（Ken Stabler）。在斯塔布勒死后，他的大脑显示曾罹患晚期慢性创伤性脑病（C.T.E.），这为该领域的知识做出了贡献。摄影：Jon O'Sullivan
以巴尼的标准来看，这件作品篇幅不长。一小时的长度正是一场足球比赛的时长。这个项目共选用了11名主要演员，每次表演中，有6名表演者出场，扮演1978年那场比赛中的球员角色，其中包括巴尼本人扮演的突袭者队四分卫肯·斯塔布勒（Ken Stabler）。作品的拍摄地在巴尼位于长岛市的仓库工作室，临近东河。这个场地也用于向公众展出——这是巴尼最后一次使用该空间，他以后会搬到附近的其他场地。
▲ 巴尼的工作室变成了一个模拟的美式足球赛场、运动实验室和电影片场。《后卫》的首映也在这里发生。摄影：Camila Falquez
去年秋冬，巴尼的工作室变成了一个模拟的美式足球赛场、运动实验室和电影片场。我前往参观时，在场有项目动作指导和斯廷利的扮演者大卫·汤姆森（David Thomson）和扮演塔图姆的拉斐尔·泽维尔（Raphael Xavier），当时影片的主演们正在阅览影片片段，以非直接的顺序抽象地讲述着那个故事。
▲ 马修·巴尼《后卫》展览现场，纽约马修·巴尼工作室，2023
现场还有一些奇怪的事物。其他表演者们穿着突袭者队忠实球迷的全黑服装站在场边，就像坎普化（Camp）的恐怖形象般四处走动；他们中有的是演员，有的是突袭者队纽约球迷俱乐部的成员。在工作室地面上还开挖了一条沟渠，里面可见露出的管道、泥土和水，有些拍摄工作也在这个沟渠里进行。
巴尼说，艺术家的工作室与体育场有异曲同工之处。“它是这个故事的组织结构，”他说完又补充道：“我希望我的工作空间能扮演一个角色。”
他说，这个挖出的沟渠暴露出了腐烂的管道和建筑物下面的潮起潮落。“我想让这些基础设施显露出来，这既是斯廷利脊椎断裂的化身，也是我工作室内部，乃至纽约城内部倾颓的基础设施的表现，”他说。
▲ 巴尼在工作室地面上还开挖了一条沟渠，里面可见露出的管道、泥土和水，有些拍摄工作也在这个沟渠里进行。
▲ 马修·巴尼《后卫》Secondary，2023。摄影：Jon O'Sullivan
在美式足球典故中，“后卫”指的是球场后方的防守阵线，包括角卫和安全卫，他们的职责是掩护边路接球手并阻止任何传球。这一角色正是塔图姆-斯廷利事故中的叙事和道德核心。
这一事故包含了丰富和悲剧性的材料。斯廷利2007年去世，享年55岁；塔图姆在其三年后去世，享年61岁。自那一击以后，斯廷利一生都想得到一个道歉，但未能如愿。塔图姆辩称，冲撞是他职责的一部分，即便他曾自诩其个人打法能突破底线。自那以后，有大量研究证实了这项运动所造成的伤害。在《后卫》中，巴尼扮演了一个叫斯特布勒（Ken Stabler）的角色，在他死后，他的大脑显示曾罹患晚期慢性创伤性脑病（C.T.E.），这为该领域的知识做出了贡献。
▲ 1978年，奥克兰突袭者队的达里尔·斯廷利（Darryl Stingley，右）与新英格兰爱国者队的杰克·塔图姆（Jack Tatum，左）相撞后瘫痪。照片：Ron Riesterer/体育新闻 Getty Images
我问巴尼，作为一名前四分卫，他是否开始担心自己的健康。“说实话，担心，”他说。他还说他很高兴在那个年纪就停止比赛了。
《后卫》采用了一种断奏方式，并通过舞台放大了这一特征：在头顶上方，有一组巨型显示设备，在三块屏幕上播放同一频道的录像，另外三个频道的录像则在工作室各处通过监视器播放。冲撞在作品一开始就发生了，但是大部分的后期动态又回到了冲撞开始前的部分——球员热身，球迷变得激动。比赛的部分则占据了最后的三分之一。
▲ 马修·巴尼《后卫》展览现场，纽约马修·巴尼工作室，2023
▲ 马修·巴尼《后卫》Secondary，2023。摄影：Julieta Cervantes
担任动作指导的汤姆森是巴尼在这个项目上的密切合作者，他说，整个项目的重点绝非字面意义上的。“这不是一部戏剧化演绎的纪录片，”他说。“我并不是要成为斯廷利，我并不认识这个人。我们不要再现他的人生，我们要再现那个时刻。”
不过，汤姆森说，通过研究现实生活中的运动员，他得以提炼出一些特征，这些特征告诉他如何与扮演这些角色的演员合作。他说，斯廷利是诚挚的。塔图姆，是愤怒的。格罗根（Steve Grogan）是技术的。每一种特征在他看来都成为了“一块试金石，每个人不用什么夸张的动作就可以展现出来，然后可以看到从那个点产生的共鸣。”
▲ 担任动作指导的大卫·汤姆森（David Thomson，左）扮演了奥克兰突袭者队的达里尔·斯廷利（Darryl Stingley），他也是是巴尼在这个项目上的密切合作者。他说：“我并不是要成为斯廷利，我并不认识这个人。我们不要再现他的人生，我们要再现那个时刻。” 摄影：Camila Falquez
在研究中，巴尼和汤姆森阅读了塔图姆和斯廷利的自传，并观看了数小时的美式足球集锦和练习录像。那场冲撞发生在赛季前的比赛中，竞争性并不高，记录下它的录像则遍布颗粒，图像质量不高。镜头跟随橄榄球传过斯廷利伸出的手臂，冲撞本身发生在画面靠近边缘的地方。当时并不像今天的球场这样有那么多的摄像机。
这就为创作发挥打开了空间，也让巴尼引入了球员们可以互动的雕塑道具。（巴尼总说他雕塑家的角色是第一位的，并计划在未来的展览中展出这些作品。）
扮演塔图姆的舞者泽维尔要面对的是用湿粘土制作的哑铃，这些哑铃在他搬动的过程中会膨胀破裂。“我以前用过道具，但都是实的，”他说。“但粘土是活的。”这就迫使他去寻找这个角色里脆弱乃至温柔的部分，即便在他自己的童年记忆中，这个人是个极具侵略性，甚至邪恶的美式足球运动员。
▲ 在《后卫》中扮演塔图姆的舞者拉斐尔·泽维尔和湿粘土制作的哑铃。摄影：Julieta Cervantes
确实，《后卫》的核心表演者都是中年男性，他们要与各自成长记忆中的文化和自己的身体协商谈判。即便经过了风格化的处理，这件作品里的美式足球动作对于五六十岁的男子来说也不是本能性的或者轻而易举的。
巴尼“特别想要年长的身体，这一点我很欣赏他，”汤姆森说。“这种身体所具备的局限或许能产生不同的回响或者不同的视觉叙事。”
▲ 马修·巴尼《后卫》Secondary，2023。摄影：Jon O'Sullivan 和 Julieta Cervantes
但是《后卫》还具备其他的视角，它指向更广泛的当代美国社会景观。扮演裁判的演员有男有女。其中，杰奎琳·德施奇登（Jacquelyn Deshchidn）演绎了一个极其解构版本的美国国歌，这为表演者是一位作曲家、实验歌手，也是圣卡洛斯阿帕奇民族的一员。
▲ 杰奎琳·德施奇登（Jacquelyn Deshchidn）演绎了一个极其解构版本的美国国歌，这为表演者是一位作曲家、实验歌手，也是圣卡洛斯阿帕奇民族的一员。摄影：Julieta Cervantes
“作为原住民，我很高兴能担任这样的角色，”德施奇登说。这些演员也被作品中的环境因素吸引，在片场休息期间凝视着潮湿的沟渠。“这让人脑海中浮现出骸骨、埋葬和遣返的画面——有些社会机构真的是建立在我们原住民的骸骨之上。”
▲ 马修·巴尼《后卫》Secondary，2023。摄影：Julieta Cervantes
巴尼是艺术界的名人（唯一让他变得更有名的是他与冰岛歌手比约克长达十年的关系），但他倾向于行事低调。在片场，他戴着帽子，剃光了胡须，保持一种工作日常的形象。《后卫》的表演者说他的职业道德很强，但是态度很开放。这个项目中有些是他的长期合作者，例如作曲家乔纳森·贝普勒（Jonathan Bepler），但很多人对他的世界还是陌生的。
《后卫》让人感觉巴尼正在掀开新的一页，这一页伴随着他迁出盘踞十五年的工作室，但其中也有更个人的因素。我问他是否感受到了自己的年纪——也是我的年纪，因为我与他同龄——他说是的。
“不过是好的方面，”他说。“放弃做一个年轻人是一种很大的解脱。”
——马修·巴尼
▲ “放弃做一个年轻人是一种很大的解脱，”巴尼说。摄影：Camila Falquez
与他的早期作品相比，《后卫》给人一种更加简洁和合作性的感觉。“它与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他说。“这件作品的思考贯穿了他的整个制作环境。当我20多岁的时候，我想办法用材料语言表达我内心的东西。这件作品则采用了不同的方式。”
《后卫》的起点或许是1978年，它让参与者通过各自的身体进入某种记忆工作——但作品的结构却偏重于预感，强调那个每个人都知道会发生的灾难的前兆。
作品以挽歌的形式结束，最后的镜头扩大到城市。“把具体的对象大而化之是至关重要的，”巴尼说。“尽管工作室已经为作品提供了一个微观框架，但是我们所居住的城市和国家则提供了一个更大的框架。我希望能让人清晰地识读出这不同的尺度，把它们都囊括进来。”